前天晚上，我接到了好久沒見的朋友小楠的電話。電話里，小楠大倒苦水。原來，這一年她全職帶娃，強烈感受到了婚姻里女性的不容易：

  她的收入跟老公不相上下，但家里人一致想讓她好好帶娃，權衡再三，只能先放下事業；想讓老公推掉一些應酬、留點時間給家庭，每次收到的回復都是工作要緊，自己在家里也幫不上什么忙；偶爾抱怨老公連沖奶、哄孩子睡覺這些事做不好，他就說自己工作累，這些瑣事干不好很正常。

  小楠接下來的一句話，更是攢足了委屈：“丈夫只強調自己賺錢辛苦，卻根本看不見帶小孩有多累、多崩潰，也看不見我的犧牲和付出；在這個家里，我被隱形了。”

  聽到這里，我也感受到了同為女性的壓抑和無力?；橐隼?，這種「不被看見」、「理應妥協」的困境，很多人都在經歷著。

  細心觀察自己或身邊人的婚姻，都會發現——很多女性在生娃之后，被理所應當地要求回歸家庭，主動攬下家務勞動、育兒勞動。比如小楠，自從有了孩子，因為整個家庭對于一個媽媽的期待，她退出了職場，選擇全職帶娃。

  而這樣的期待，即使放在社會地位更高、經濟更獨立的女性身上，同樣奏效。

  前不久，女教授陳朗為去世丈夫寫的悼文意外破圈，引發了眾多網友的強烈共振。

  優秀如陳朗這般，耶魯大學宗教研究系博士、哈佛大學神學院神學研究碩士，同時還有著香港高校的終身教職?；楹蟮乃?，依舊因為丈夫的學術發展、也因為照顧孩子的需要，還是放棄了教職職位，跟隨丈夫共赴異國他鄉。

  她在文章里透露——

  曾經我也是多么地熱愛哲學和理論，如果我們不結婚，我是否能更好地欣賞他的思想和行動……

  你們想要的是同一個東西，但是總得有人管孩子、報稅、理財、做飯，于是這就成了一個零和博弈。

  雖然字里行間，能感受到丈夫并沒有要求陳朗無限的犧牲和妥協。比如患癌期間，他拒絕了陳朗脫產照顧他；除非萬不得已，拒絕讓她陪自己去外州看醫生……

  但正是這樣，更讓我們看到了女性的「身不由己」：無論看上去多么般配的婚姻里，原來始終是有一個人在負重前行，而這個人，大部分時候都是「她」。

  對于一個進入婚姻的男性來說，他可以天然地、絕對地、不受爭議地把自己的事業發展作為家庭的中心。然而，當這件事發生在女性身上時，卻是不可接受的。

  正如陳朗提到的，這就是大多數女性「被迫的沉默」：

  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們杰出的伴侶春風得意的時候，內心在痛苦地尖叫著。又有多少女人用“愛情”說服了自己，抵消了、忘卻了心中的尖叫，保持沉默。

  當然，現實生活中，也還存在另一種少數情況。男性承擔起家務和育兒勞動，變成“女主外、男主內”的情況。那么，在這樣的家庭結構中，情況是否會有所好轉？

  這讓我想起了一部獲得戛納金棕櫚獎的電影——《墜樓的審判》。它主要講述的是，因為丈夫墜樓后，而引發的法庭上對有力嫌疑人—妻子的審判；以及這個過程中，不可避免地對于兩人過往婚姻狀況的追溯與還原。

  在這對夫妻的家庭分工中，出現了性別調轉：丈夫辭去了在大學的教職工作、照顧兒子；妻子則負責賺錢養家。那么，這樣的婚姻會更幸福嗎？

  電影里面高潮、也很經典的一幕，是夫妻之間爆發的激烈爭吵。丈夫想要在自己的小說事業上投入時間和精力，實現更多的自我成就。但繁重的家庭瑣事和育兒負擔，讓他似乎只能看著個人事業踟躕不前，想要突破卻深感無力。他指出這是一個問題，希望妻子能承認這個問題，并一起來解決。

  但妻子認為，育兒這些并不是自己逼丈夫做的。他完全可以一邊照顧孩子，一邊寫小說；或者把兒子讓保姆照顧。

  在這里，丈夫成了那個不被看見、不被支持而崩潰的角色；妻子則成了那個無視對方為家庭做出付出的人。

  回到現實生活中，“女強男弱”的婚姻面臨的問題，不在少數。

  之前，傅首爾和前夫老劉就因為離婚話題頻上熱搜。他們之間的矛盾是這樣的——傅首爾的事業一飛沖天后，老劉專心穩住大后方，照顧孩子。他坦言，自從搬到上海后，日常只圍繞兩件事：送孩子上學，接孩子回家。

  好的一點是，傅首爾是認可老劉為家庭做的貢獻的，還請了保姆阿姨幫忙。但即便這樣，老劉覺得現在自己的狀況有問題，他感受不到自我價值感。

  當一個男性被放置在需要更多承擔家務勞動、育兒勞動的位置上時，他也就體驗到了這種在婚姻中失權、作為弱者要面對的現狀。

  看到這里，我們才真實地意識到：女性并不是一種性別，女性是一種處境。

  聊到這里，我們會發現，這類問題并不能用簡單的性別差異來解釋。

  婚姻中的家務勞動、育兒勞動只由一方（無論是男是女）來承擔時，家庭是穩定了，但這個人的「自我」可能正面臨被剝奪、壓縮。

  如果是女性，那么就會默認為這是你本應該做好的，做出個人犧牲是值得的。如果是男性，那么一直以來被鼓勵追求事業成就的他們，根本無法從中獲得價值認同。而這些背后，是因為我們大部分人對承擔家務、育兒這一類勞動價值的不認可；

  事實上，全職主婦、主夫也應該成為一份職業。比如德國的《家庭法》就會規定“在婚姻生活范圍內，家務勞動是一種職業”、“非家務勞動的一方，有義務為家庭提供必需費用”。當然，這是從結構層面來說，更宏觀的部分，它的實現確實有挺長的路要走。

  而回到個體的婚姻生活中，我們并非沒有改變的可能——拿朋友小楠來說，她之所以對于丈夫失望，是因為對方選擇逃進工作里；看不見妻子的需求和痛苦，把家務、育兒等勞動都丟給對方一個人去承擔。

  而我身邊另一對婚姻狀態更和諧的夫妻，狀況則完全不同。妻子懷孕之前，她主動要求商量家務、育兒勞動應該怎么分擔。丈夫也因為她的科普、堅持，開始更有意識地去了解生育對于女性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。為此，他還去體驗了模擬分娩。也因此，算是感同身受作為女性的不容易。

  除此之外，當公公婆婆有意無意釋放想讓女方辭掉工作，全心在家照顧孩子時；妻子選擇跟丈夫表達內心真實的想法，希望對方出面扛住來自公婆的壓力。在協商和權衡下，他們決定之后請專業月嫂幫忙，支持女方繼續回歸職場。

  所有這些背后都是：一方表達自己的合理需求，另一方也能配合、站在同一個視角，看到對方的處境。這種表達和看見，就是改變發生的起點。

  在博主張踩玲和她異國丈夫的婚姻里，同樣面臨過“女強男弱”的問題。當初她參加《奇葩說》，很多人批評她為了發展不顧肚中孩子的健康。但杰米鼎力支持說：你應該去找個地方，綻放你的天賦。老大就交給我帶吧，孕婦不一定要蹲在家養胎。”

  后來隨著妻子的事業發展，杰米開始承擔起了“全職爸爸”的責任。杰米對職業的高低貴賤沒有太多劃分，他當過英國的議員，也做過幼兒園英語幼教，他說：“本質上這兩份工作差不多，都是看人打架。”

  他對于“全職爸爸”這個身份的內在肯定，是保證自身不會失落、失去價值感的支撐。

  期間兩年，張踩鈴一個人賺錢養家，但她告訴女兒：“如果沒有爸爸的犧牲，媽媽根本沒有家可以養，這個家是兩個人共同支撐的。”

  當別人說杰米吃軟飯，踩鈴會懟回去：“家也是需要一個人花時間經營的，你賺錢買多少個羊毛衫，也得有人知道咋洗呀。”

  總之，在婚姻里，他們彼此認可對方為這個家庭做出的貢獻；與此同時，自己也發自內心認可這些貢獻帶來的價值。

  這樣，一段關系才保持住了內在的平衡。

  寫在后面

  有人說：伴侶往往也是親密的競爭者，在婚姻這個狹小的空間內，充滿了被壓抑的自我。

  的確，無論女性還是男性，當一方需要過多負重前行時，關系失衡是遲早的事。而家務勞動和育兒勞動，就是一個需要重新被審視的地方。

  在后續跟小楠的聊天中，當我把這些視角分享給她時，她說——這也是我期待的，在婚姻的分工合作中，彼此保持平等、尊重和理解。

  這段時間，她打算重新找老公協商，來討論這些過去不被看到的問題以及自己的難處。不管結果如何，這是新的開始，祝福她順利吧。

  關系真正難的，不是不合適，而是你早就委屈，卻還在努力維系；你明明很累，卻還在逼自己理解對方。很多時候，我們不是不想溝通，而是太久沒有人在乎過我們的感受，以至于自己也不敢在關系里“占位置”。

  心理咨詢，提供的不是答案，而是一段能慢慢靠近自己的關系——在安全的空間里，有人聽，有人懂，你不用討好，也不用偽裝。

  這一次，不妨從心理咨詢服務開始嘗試，給自己一個重新被理解、被看見的機會。